省政协围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并举办政企协商会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万笑影

21个城市和城区入选中国2024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市（区），浙江占8席；世界银行向全球经济体宣传推广浙江政务服务数字化的做法经验……多年来，围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浙江推出一系列切实举措，努力让民营企业家心更踏实，办企业更有劲。

当前，营商环境成为各地构筑核心竞争力的主赛道。作为改革探路者，浙江如何继续发力，从“营商”到“赢商”？

今年以来，省政协围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赴杭州、嘉兴、绍兴、台州等地走访民营企业，组织政协委员通过“浙江政协·掌上履职”平台参与网络议政，并举办政企协商会，邀请省委改革办、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等省级有关部门与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等面对面协商座谈，广泛听取意见，积极探讨对策举措。

全周期服务

政企协商会上，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韩璧丞分享了为何选择扎根杭州的故事——

7年前，来自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的考察团特地飞往团队所在地。“当时我们聊得最多的是脑机接口技术的未来发展。”韩璧丞惊讶于杭州政府部门对这一未来产业的了解程度和前瞻性认可。不久后，整个团队落户余杭。

“没想到”的背后，其实是“我懂你”。

省政协调研组在实地走访民营企业过程中发现，相较于传统的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现在更考验政府部门与企业的对话能力，不但须熟悉不同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还要善于给企业清晰画像，做到给不同赛道、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精准赋能。

这种深度共鸣、专业洞察、贴心服务能力的背后，映射着政务服务的底层逻辑——紧盯企业需求做“加法”和“乘法”，为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集成化、精准化、个性化衍生服务。

同样聚焦中小民营企业“出海”拓市，省政协委员、浙江富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柏荣和丽水市政协委员、浙江锯力煌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斌胜的需求却有所不同。

作为一家组建于2007年、跨区域多产业企业的掌门人，朱柏荣尤为关注“出海”后的平台支撑，建议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国企搭台、市场化运作的省级境外投资服务平台，如设立区域性驻外商务服务机构，并依托展会平台、友城资源、浙商资源、驻外使领馆等，多模式促进国际供需对接。

李斌胜对专精特新企业的资金融通难题更关心：“希望推动省内金融机构开发‘跨境贷’‘信保贷’等专项产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对专精特新企业给予保费补贴，同时试点‘专利跨境质押融资’模式，对拥有核心专利的企业提高授信额度。”

立足产业差异和阶段特性，优化营商环境有了着力点，提出了共性和个性解法。《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政务服务机构建设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梳理共性高频基本政务服务事项和各类主体提供的其他服务事项，建立健全一类事服务场景。

一个“口子”受理，创建一类事场景……浙江不断拓展营商环境建设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定制化、套餐式供给，努力满足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需求。

人工智能为这种拓展再度加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再优化审批流程、拓宽应用场景，还可推动企业全生命周期‘高效办成一件事’更加集成化、体系化、智能化。”省政协委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教授潘亚岚认为。

在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看来，在公安、社保、税务、法院等工作的一些场景中，探索推进业务的“无人化、无接触式”自主办理，可以把“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营商环境提升到全新高度，从而确保企业能够聚精会神、心无旁骛抓创新、谋发展。

链条式创新

新秀集团通过发布箱包产业大脑，吸引20多个生态合作伙伴现场签订合作协议；菜鸟智慧物流与现场70余家上下游企业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据统计，自2022年我省推出“十链百场万企”系列对接活动，截至去年底，省市县三级已累计举办系列活动971场，参与企业9.73万家（次），对接省内采购（订单）3820亿元，融资4777亿元，招引专业人才23660名，推动2639个投资或研发项目达成合作。

这些成绩背后，是浙江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需求、新挑战的有效回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浙江传统制造业已向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转型。相应的，营商环境改革着力点也在发生改变。”省政协调研组认为，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出台技术、产业等领域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推动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实现整体协同和系统提升。

比如，当下火热的高能级创新型平台建设。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万向创新聚能城，是浙江全省首批“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培育项目之一。作为以企业为主体建设的科技和创业融合方面的创新型平台，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在协商会上坦言：“希望进一步完善政企合作推进创新型平台建设的机制，并加大对平台在产业培育和人才引育方面的支持力度。”

他举例说，在制度上强化企业在产业导入、运营等阶段的主导作用，政府可从顶层设计、相关支持政策、资金扶持等方面予以保障。

衢州市政协委员、浙江奥首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军则提出了另外一种设想：针对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建设由政府主导，链主企业牵头，高校院所和上下游企业联合的“政企学研用”一体的新型产业研究院。

在他看来，这种应用型研究机构，可以让链主企业投资入股，建立理事会决策管理制度，由企业主导或参与研究院的运营，并完善考核淘汰机制，以产业贡献度为例，如转化的产品与产值、孵化企业数量与产值等，作为产业研究院考核的主要指标，助推成果转化。

与大中型民营企业希望强化主体地位不同，中小型民营企业则需要更低门槛更高效率地融入重大创新生态。

对此，嘉兴市政协委员、浙江荣泰科技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凡在协商会上建议，加强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推广使用，探索实行第三方机构市场化运营模式，综合仪器设备、检测项目清单、检测专家、结果分析和咨询等多领域、多要素保障，提升体系化、集成式服务保障水平，提高平台使用率。

经费不足，也是制约民营企业竞逐创新前沿的因素之一。今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政府投资基金创新发展，引领撬动市场化基金，壮大耐心资本，鼓励创投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建议进一步完善国资、政府投资基金投资容错和激励机制，针对不同阶段的耐心资本基金制定差异化、合理化考核标准。”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CEO陈万翔进一步解释，如对早期投资基金，重点考核其对初创企业的孵化数量、技术成果转化率、企业存活率等指标；对成长期基金，关注企业营收增长率、市场占有率提升、融资轮次推进等指标；对成熟期基金，则侧重于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行业地位巩固、国际化拓展等指标。

多方面协同

“设立配电网升级专项基金，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配电网的建设和运营”“设置合理的激励及补偿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耐心资本引导基金，形成规模放大效应”“引导社会资本设立‘中小企业出海基金’，重点支持专精特新企业”……调研过程中，被问及需求时，不少企业不约而同指向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度。

在调研组看来，今天讲营商环境，不再是政府“大包大揽”，更多指向的是对资源的调配和整合。如今，浙江也在推进政府侧、市场侧、社会侧三侧协同方面开展了多项创新实践。

比如，余姚创新建立“联络站+咨询委+公益组织”营商环境服务联盟，整合人才、涉企资源等各类要素，为企业发展提供创新、人才、产业、资金等多方面服务。常山在县级产业扶持资金中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由县人才发展集团作为项目合伙人，以有偿投资方式支持科技成果产业化；后期企业实现预期盈利后，将政府投入资金转化为人才科创集团股权；待企业成熟，政府再适时执行股权退出机制。

促进优化营商环境走深走实，必须以法治为基石。去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其新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Business Ready（营商环境成熟度）的首份报告。10个大类指标、近800个具体指标中，立法质量指标占比51%，体现了法治保障是营商环境基础的评价意图。

调研过程中，不少民营企业负责人反映，选择投资地时，宁可用更高的土地成本、人力成本，去换取更优的营商环境，也不愿拿着所谓的补贴和优惠去营商环境相对滞后的地区。因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只有确定的规则、法治的环境，才能让他们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

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建议，进一步细化我省分布式光伏电力入市细则，畅通分布式能源以聚合模式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或绿电交易的通道，出台适应分布式能源特征的交易规则，加快完善虚拟电厂交易机制和平台。

“全面推行柔性执法，加快制定并实施不予处理、可以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五类情况清单。”省政协委员、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陆国庆建议，优化司法机关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保障和服务作用，加强涉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激发创新活力。

温州市政协委员、中广核俊尔新材料有限公司创始人、副董事长陈晓敏关注营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他建议积极推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增设针对“资质空转”“行政性垄断”等行为的专项条款，为企业提供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依法遏制以非法手段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这样的建议还有很多。扩大算力普及和数据开放，抢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先机；培育壮大跨境电商企业，推动“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以产业和市场为支撑点招引运营商、职业经理人和业态主理人入村开展运营，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调研组认为，唯有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才能让经营主体本固根深、枝繁叶茂，不断在高质量发展中塑造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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