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角｜张求会：研究陈寅恪，“两辈子都不够用”

近日，著名学者张求会推出“陈寅恪四书”，引起关注。

书中披露的新史料与学术争议，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了新路径。他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中，谈及陈寅恪研究现状及相关热点话题——

张求会，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长期从事陈寅恪及其家族研究。已出版《陈寅恪丛考》《陈寅恪家史》及“陈寅恪四书”，整理《同照阁诗集》，合作编纂《陈宝箴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

“一字不苟”才对得起陈先生

羊城晚报：您新出的这套《陈寅恪四书》，新、旧作各占多少比例？

张求会：2012年，我出版了一本《陈寅恪丛考》，是我个人的“陈寅恪研究”的阶段性小结。这次推出的“陈寅恪四书”，不少篇章是《陈寅恪丛考》所收文章的增订版，另有十多年来新发表的若干文章，还有新近完成、尚未发表的一些作品。两者相较，超过一半是新发的，旧作几乎每篇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很简单，既要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读者。

羊城晚报：书中的注释很多，您的这种写作可不可以称为一种“锱铢必较”的研究？

张求会：是的。换个说法，“一字不苟”才对得起陈先生。因为他本人也是这样一种认真细致的研究风格。我个人理解，陈先生的一字不苟既是爱惜羽毛的体现，也是努力提升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我的追求没有那么高，这四本小书的注释之所以非常多，一是为了尽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二是便于有需要的同行可以对材料进行“覆按”。我希望能够让普通读者信服，让学界同行放心引用。当然，这样做有时难免显得拖沓、啰唆，可以说有利有弊吧。

羊城晚报：您当年是怎么走上陈寅恪研究道路的？

张求会：上世纪90年代，我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机缘巧合，开始研究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想要写他的年谱，由此也开启了对义宁陈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关注。

1996年、1997年，我在《近代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陈三立与谭嗣同》和《陈寅恪佚文〈吾家与丰润之关系〉试考》，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勇气。随后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个领域做些小文章，即便不是直接研究陈寅恪，也和他密切相关。

羊城晚报：开始研究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确定一个大致的研究路径？

张求会：没有明确的设定。我是从陈寅恪的家族史开始学术研究的，一直比较多地关注陈先生的生平行迹、家族背景等。这么多年获得的所谓“成果”，包括新出的这四本书，平心而论，更多的还是外围研究，还没有进入核心地带。

原因之一是我对史实考证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所谓“治史如探案”，特别对胃口。另一个原因和我所学的专业有关。我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是中国近代文学专业，近代史接触相对较多，但对于陈先生擅长的中古史就十分陌生，对于陈先生在其他众多领域的杰出成就更是望洋兴叹，不知从何入手。

“陈寅恪四书”里收录的《陈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考释》，虽然也在触碰敦煌学研究，但毕竟还只是触碰，做起来也很吃力。今后要将外围研究与内核研究同步进行，也就是说，不放弃对于陈先生生平、交游的关注，也要加大对于陈先生最核心的学术成果的学习、研究。

关于陈寅恪的“疑点”还有很多

羊城晚报：陈寅恪的“恪”字到底应该读哪个音？

张求会：这是个老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上百篇文章在争论这个问题，都可以编一本书了。简单来说，坚持念“què”的和坚持念“kè”的，一直各有人在。以前学术界流行一个说法：念“què”才有文化，念“kè”就没文化。这种说法难免武断。

我在深圳做新书分享会时，我的老师高福生教授谈了他的看法：念“què”和念“kè”的分化，不仅是语言学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学现象、文化学现象，“一个‘恪’字该如何读，在语言学上是‘细节’，在文化学上却是‘大端’”。我认为很有道理，不能只从语言学、音韵学的视角来谈这个问题。念“què”还是念“kè”，陈寅恪先生在世时的态度是不争论，我们后人也不妨各是其是，没有必要争个谁对谁错。

羊城晚报：现在学术研究中关于陈寅恪的“疑点”还多吗？

张求会：仍然还有很多。“大端”我没有发言权，还是就我感兴趣的“细节”来说一说。我在江西南昌和读者进行新书分享时，当地就有一位记者问我：“陈寅恪在南昌生活了一年多，那么他在哪里读书呢？”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想过。陈家在戊戌政变后回到南昌，陈寅恪当时九到十岁的年龄，正是发蒙念书的时候。陈家其时生计艰难，能不能解决六七个孩子的读书问题，确实值得怀疑。

此外，央视一个摄制组正在拍摄纪录片《百年巨匠·陈寅恪》，在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执行导演突然问我陈寅恪两次去日本留学的具体情况，也把我问得一愣一愣的。回到家查了查资料，还是无法回答，只好说仍然找不到原始文献。

我们经常说知人论世，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都了解不清，相关的判断、结论能否立得住脚就是个问题了。就此而言，我才会说对陈寅恪的研究可能才刚刚开始。

羊城晚报：您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研究这么一个人，难道一辈子就“钉”住陈寅恪一个人吗？

张求会：研究陈寅恪，两辈子都不够用。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少待解之谜。所以，我和朋友开玩笑说，陈先生就是“谜一样的大神”。再说了，陈先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通过他的朋友圈，可以辐射到漫长历史、众多领域的万千世界。

卞僧慧先生说：“（陈寅恪）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顺着卞先生这话，毫不夸张地说，“陈寅恪研究”做不好，中国近现代很多学科、很多领域的研究必然大受影响。

羊城晚报：总体上您是怎么评价陈寅恪先生的？

张求会：陈寅恪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有思想的学问家。简而言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是精神，其次是思想，最后才是学问。

羊城晚报：做陈寅恪研究的人有不少，其中也有您的朋友，你们之间的相互评价能否做到客观公正？

张求会：我们常说一句话：“对事不对人。”但是谁都知道，事是人做的，而且是具体某个人做的，评价某件事其实是在评价某个人，至少在当事人那里就会这么看。不过，肯定别人也好，批评别人也好，关键还是两个字——事实。只要坚持用事实说话，对方就算当时不开心甚至很反感，但是冷静之后，也还是会接受，因为被批评者才是受益最大的人。

我认识的同行，绝大多数都能友好相处、互通有无，没有这种雅量，可能也不适合做学术研究吧。

对研究对象必须保持抽离感

羊城晚报：AI是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对于学术研究会有怎样的影响？

张求会：3月30日我去福州参加“陈寅恪四书”的新书分享会，主题恰巧就与AI有关——“当陈寅恪遇上AI”。AI时代，资料的获取变得如此快捷，这是陈寅恪生前难以想象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双目失明的艰难条件下，尽管有助手帮忙，仍然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获取材料、阅读、写作。穷其一生，他连录音机都没能用上。学者陆键东认为，目盲无情阻碍了《柳如是别传》“这部已具非凡品格的著作有可能达到它原就有深厚积累支撑它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当然，人类在AI面前并非完全处于下风，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类的想象力和同理心还是最大的优势。在这两点上，陈寅恪先生堪称翘楚，稳稳地居于超出平均水平甚高的段位。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学者或学术研究，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放大、抬高，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张求会：我觉得既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进不去，没有办法和研究对象共情，所得结论未必靠得住；出不来，又有可能完全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以其是为是，以其非为非，所得结论同样靠不住。不可否认的是，陈寅恪在相当广阔的领域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他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他又是一个普通人，甚至很多时候连普通人的健康、健全都无法拥有。

二者如此矛盾，越发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卞僧慧称颂他的话——“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绝非私阿之言，而是天下公论。

大神一样存在的一个人，也有世俗生活的一面。陈寅恪是人，不是神。我在“陈寅恪四书”里也写了好几件陈寅恪很世俗化的事情，根本不会矮化他，反而会更好地丰富他的人生面相。对研究对象带有感情，可以理解，但要适可而止，必须保持必要的抽离感。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时候都要警醒。

文、图 |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实习生 熊安娜

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25年4月13日A5广角版

● 点睛 ●

陈寅恪的后世相知

文/李怀宇

1933年12月17日，陈寅恪致信陈垣：“此君（岑仲勉）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这不过是二陈之间的知己闲话，却余韵无尽。冥冥之中似有天意，陈寅恪身后的“义宁之学”，蔚然成林，而以岭南为盛，近日出版的张求会“陈寅恪四书”更是别开生面。

张求会以研究《陈寅恪家史》起家，三十年沉潜而成四书。《馀生流转》着力记载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事；《古调犹弹》发掘六位学人日记中的陈寅恪；《世外文章》是陈寅恪集外文钩沉；《尔尔区区》则是“陈寅恪研究”之再研究。蒋天枢曾用“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来概括老师陈寅恪的一生。张求会书成自述：“我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安慰、安抚陈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是在替许多人努力完成早该完成的救赎——毕竟陈先生一辈子最屈辱、最痛苦的事情确确实实就发生在康乐园。”

陈寅恪的诤友傅斯年挑战传统研究的读书方式，宣称：“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张求会的“陈寅恪四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努力，尽可能地获取和解读关于陈寅恪的史实。

书中关于陈寅恪的身后事，让我最感温暖的是《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人性的纯良在这里又一次发出光芒。而画家黄永玉本是湘西人，感念陈宝箴（陈寅恪之祖）在湘西治河、养民的恩德，景仰陈寅恪的道德文章，因此十分愿意帮助陈氏后人了却心愿。这一点是我前所未知的。我曾多次采访黄永玉，也去过两次“万荷堂”，所谈皆是书画文章。如果早知黄永玉这一“侠义”之举，当可问出更多妙语。黄永玉在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之地书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古调犹弹》中，六位学人的日记富含史料。夏鼐日记中尤多猛料。1937年4月1日记：“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说‘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呆脑’。”颇得《世说新语》之妙。1947年10月23日记：胡适对陈寅恪考语原为：“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谨，往往能用人人习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问题，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

最后改为：“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再与胡适日记互证，可见那一时代气象。而刘节1966年9月26日记：“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可知刘节确是“与陈寅恪关系最密切、情感最有共鸣的人”。

陈寅恪说：“依照今日训诂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世外文章》可作此说的旁证。而《尔尔区区》亦可作一部“陈寅恪研究”文化史观之。张求会认为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更多人认识陈寅恪，又谓：“对于好书，求全责备是应该的，因为只有好书才当得起这样的重视。”后世对陈寅恪的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学术史上，有人和陈寅恪同调，有人向陈寅恪立异，但绝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理会陈寅恪的学说。陈寅恪诗云：“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先生的背影渐渐远去，而后世文化托命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从陈先生而见世界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