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砺前行，温暖人心：2024年中国电视剧综述

作者简介

陈 笑，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影视理论与批评研究；

范志忠，福建南平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影视理论与批评研究。

【摘 要】2024年，中国电视剧市场面对外部社会环境和行业内部所带来的挑战，把压力转化为自我革新的动力，温暖现实主义成为创作的主流，IP改编成为降低风险、保证剧集品质的重要策略，跨文本写作呈现出多样化、类型化的趋势。不少剧集注重借鉴微短剧的叙事特点，以期拓展长剧集的叙事可能与审美空间。

【关键词】中国电视剧；温暖现实主义；IP改编

2024年，中国电视剧市场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逆全球化带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电视剧市场的投融资信心；与此同时，微短剧和游戏的兴盛，又持续分流了视听娱乐受众的注意力，中国电视剧产业正在经历一个重塑的过程。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2023年电视剧备案数是538部，而2024年则是627部，但在制作发行上，2023年全年电视剧发行数是156部^[1]，2024年则只有115部^[2]。如果说全年电视剧发行数量的下滑，体现了电视剧投资人在复杂动荡的外部环境下日趋谨慎的立场；那么全年电视剧备案数的增加，则表现了众多电视剧人对未来仍然抱有坚定的信心。

面对外部社会环境和行业内部所带来的挑战，2024年中国电视剧执着于把压力转化为自我革新的动力，流量不再是唯一衡量标准，品质成为王道，温暖现实主义成为创作的主流，众多的电视剧集直面社会生活的矛盾与困境，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底色与希望。与此同时，IP改编成为降低风险、保证剧集品质的重要策略，跨文本写作呈现出多样化、类型化的趋势。不少剧集借鉴微短剧的叙事特点，以期拓展长剧集的叙事可能与审美空间。在这个意义上，2024年中国电视剧正是通过推动行业的深度创新，化危为机，砥砺前行，抢抓各种新的发展机遇，继续行走在从数量增长转化为内涵式提升的发展征程上。

温暖现实主义的叙事美学

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影视剧创作的重要法则，当然，现实是变动不居的，因此，现实主义命名的本身就意味着它并不是封闭的、故步自封的创作方法，而是开放的、根据时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内涵的创作原则。“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达到宣教的目的。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则以启蒙的姿态，关注中国电影长期以来一直被遗忘的人性内涵，呼唤人道主义精神的回归。”^[3]近年来，影视界开始倡导温暖现实主义这样一种写作立场。一方面，温暖现实主义呼吁影视编剧在创作中要秉持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社会生活的困难与矛盾；另一方面温暖现实主义在注重平民叙事、直面社会存在的矛盾与困境的同时，强调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审美表达。因此，温暖现实主义既不是虚假悬空的现实主义，也不是冷漠灰色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直面现实矛盾时闪烁着人性光辉与生命希望的创作方法。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费振翔，2024）海报

《山花烂漫时》（费振翔，2024）根据云南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事迹改编，剧集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并非采用传统的英雄人物的创作方式，而是立足于把主人公还原成一个普通人，剧作在叙述其坚守女高校长这一岗位的动作线时，没有渲染其崇高理想与使命意识，而是强调其坚信教育能够改变孩子命运这一朴素信念，从而激发了大众的强烈认同与观影热情。剧作细腻地叙述了张桂梅创建女高的历程，无论是选址、盖楼、招聘师生，还是教学过程管理、高考复习等过程，都是一道道难关，等待主人公逐一破解。很显然，剧作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勇气，直面主人公在创办女高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以及其破解攻克一道道难关的故事，将主人公的英雄行为转化为创业故事，既充满悬念令人欲罢不能，又接地气温暖与感动人心。《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孔笙/孙墨龙/刘洪源，2024）中人物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挫折与挑战，都体现了特定时代人们的拼搏精神、创新意识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正是这种对现实的锐利展现，才使得剧中所传递的“温暖”具有力量和感染力。该剧中的“温暖”并非简单的附加元素，而是与“现实主义”的锐度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作为年代剧的优秀代表和“大江大河”系列的最终章，《岁月如歌》以一起农药中毒事件为开篇，制造悬念，并采用多线叙事的方式，同时展现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等人在不同领域的奋斗历程。这种悬疑式开篇迅速抓住观众的眼球，也增强剧情的张力；多线叙事则丰富故事内容，并使不同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展现时代浪潮下个体命运的多样性。剧中人物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挫折与挑战，都体现那个特定时代人们的拼搏精神、创新意识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电视剧《南来北往》（郑晓龙/刘璋牧，2024）剧照

《南来北往》（郑晓龙/刘璋牧，2024）则以其独特的叙事模式，将公安题材与年代剧巧妙融合，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变与人民生活的变迁，并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刻画，展现了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该剧的创作挑战并非简单的技术难题，而是如何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火车车厢空间内，流畅自然地展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以及众多人物命运的交织。其中包含着对叙事焦点的精准把握，避免庞大阵容和漫长跨度导致的叙事支离破碎；需要巧妙地运用视觉隐喻和象征性场景，在有限空间内展现时代巨变的宏大叙事；更需在有限空间内塑造众多角色各自的独立故事，保证其真实性和与环境的协调性；最后，精妙的节奏控制和叙事结构也至关重要，以避免因空间限制影响剧情发展，保持叙事的流畅性和吸引力。正是这种“难”，促使创作者在叙事手法上不断创新，最终将火车车厢这一看似局限的空间转化为一个独特的叙事载体，使得这部剧集具有象征意义和艺术感染力，也使其成功地将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交织成一幅生动而深刻的社会画卷。

《日光之城》（黄伟，2024）突破了以往西藏题材影视作品中常见的“神秘化”“奇观化”的刻板印象。它将镜头对准了拉萨八廓街普通藏民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他们与内地居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生困境等方面的共性。无论是考公热潮，还是对子女未来发展的焦虑，抑或是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都超越地域限制，引发广泛共鸣。剧中对藏装、藏戏等元素的处理，也并非将其神化，而是将其置于现代生活语境中，展现其在日常生中的实际意义和作用。如何平衡家庭期望与个人理想？是循规蹈矩还是追寻自我？剧中三个子女各自的经历，分别展现不同选择背后的挣扎与矛盾：大儿子索朗的创业，小儿子扎西对藏戏和医学的抉择，以及大女儿曲宗在爱情与家庭责任间的平衡，都展现了对传统偏见和自我命运的挑战，这都是当下年轻人普遍面临的困境。剧名“日光之城”这一概念，也有着双重解读：它既是海拔最高的城市，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光照，也是每一个追寻梦想、拥抱希望的人心中那片充满温暖和力量的精神家园。角色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经历的迷茫、挫折与最终的成长，也正是当代年轻人普遍的人生体验。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和对普遍人性议题的深入探讨，《日光之城》不仅为观众展现了一幅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当代西藏生活画卷，更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它以“日光”为象征，照亮了现实，也照亮了人心。

《小巷人家》（张开宙，2024）以其细腻的情感刻画和对多元价值观的探讨，展现在时代变迁中，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命运，引发观众对家庭关系、亲情以及个人价值的思考，其在众多年代剧中脱颖而出，也体现年代剧创作对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的重视。其并非简单地展现特定年代的生活景象，而是将微观的人物关系和事件，置于宏大的时代变迁背景下进行叙事，成功地将历史进程与特定空间相结合，实现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刻展现。^[4]剧中，宋莹和黄玲作为棉纺厂职工，被分到同一宿舍，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通过宋莹和黄玲两位女性的命运交织，剧集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家庭关系、亲情和权力结构的变迁，以及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冲突中的挣扎与选择。宋莹和黄玲各自的家庭，展现了那个时代多子女家庭的典型特征：既有亲情的温暖，也有算计和矛盾。在这种大家属区的环境下，“远亲不如近邻”成为真实写照。剧中宋莹和林武峰主动帮助黄玲家防洪，与王勇在排水问题上发生的冲突，以及他们对邻里之间人情味的重视，与那些只顾自身利益的家庭形成鲜明对比，也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社区凝聚力的可贵之处。而后黄玲种蛇瓜、宋莹帮忙做衣服以及大家一起解决生活难题的片段，也体现了邻里间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以及在面对挑战时，集体力量的强大之处。故事中，宋莹的“刺头”性格与黄玲的温和形成鲜明对比，二人之间的互助使得她们在充满挑战的年代中找到归属感与支持。这种对女性友谊抒发的深情与韧性，也使得剧集在社会问题的反思上有了更为真挚的表现。

电视剧《小巷人家》（张开宙，2024）海报

尽管剧中描绘的是历史生活材料，但《小巷人家》当代价值观的处理让人深思，该片不仅展示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还从更广泛的层面探讨亲情的定义与家庭责任。是血脉相传的血缘更重要？还是朝夕相处的亲缘更暖人？剧中表现出的亲情既有血缘的先天赋予，也有后期相处中因情感滋养而生成的深厚交情，其提供了一种关于亲情与家庭关系的全面解读。通过对家庭、亲情与社会关系的深入探索，《小巷人家》真实展现当代社会中多元价值观的碰撞，提供了对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深刻思考。这部剧不仅是对20世纪70年代的再现，更是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反映，展现了丰富的情感层次与人性深处的温暖，这种视角使其在众多年代剧中脱颖而出，为观众带来不同的思考与情感共鸣。

2024年，这类现实主义生活情感题材剧集突破了人物创作中存在的偶像化和轻浅化倾向，关注普通人的酸甜苦辣，并通过对生活细节的真实刻画，塑造出鲜明而立体的典型人物形象。这些作品的成功，证明现实主义创作在当代中国电视剧领域的蓬勃发展，以及观众对更具深度和社会意义的电视剧作品的强烈需求。它们不仅仅是娱乐产品，更是对时代进行反思和回应的重要文化载体。也只有这样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思路的现实题材剧，才能通过对特定时代、具体人物和多样化人生的展现，借助大时代背景下个体感悟，真实反映人民的诉求，暗示社会发展趋向，并阐释时代精神。^[5]正是源于对时代情绪的精准把握和对人物情感的细腻展现，现实题材剧集才能引发观众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多重共鸣，成为2024年电视剧市场的一大亮点。

IP改编的多维开发态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影视行业的蓬勃发展和观众审美需求的日益多元化，“IP改编”已成为电视剧创作中一股不可逆转的浪潮。2024年这一趋势更是得到进一步强化，从年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点推介的电视剧中，文学作品改编剧占比近六成的数据便可见一斑。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被成功改编为电视剧，标志着IP改编已进入多维开发的新阶段，其开发模式的创新与内容呈现的深度，都为中国电视剧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与想象空间。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汪俊，2024）在2024年成为一部引发广泛讨论的爆款剧集，其通过深入的情感描写和对女性角色的独特塑造，触动了当代观众对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的思考。这部剧由汪俊导演，刘亦菲主演，改编自作家亦舒的同名小说，讲述女主人公黄亦玫在爱情与事业道路上的起伏，展现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立与成长。剧集通过黄亦玫这一角色，反映当代女性在情感与自我实现之间的平衡。与原著中黄亦玫美丽而被动的特质不同，剧版中的她被赋予了更强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同时，《玫瑰的故事》通过对苏更生、白晓荷等不同女性角色的刻画，展现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和社会角色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她们在追求自我价值和幸福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勇气、智慧和韧性。

对比女主人公黄亦玫，苏更生是一个更具现实感和复杂性的女性角色，她童年不幸的经历，给她带来深深的创伤，让她变得克制、冷淡和不信任他人。然而，她并没有被创伤所击垮，而是通过努力工作和寻求帮助，逐渐疗愈自己的创伤，并最终收获了爱情和家庭的幸福。而出身富裕家庭的白晓荷，不同于苏更生的反复挣扎，她不单不为物质所累，将自己的精力投入科研事业中，也对爱情有着清醒的认知，在面对情感困境时，能够勇敢面对，并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独自抚养孩子。《玫瑰的故事》并非简单的“大女主”叙事，而是通过对女性群像的展现，探讨了女性在面对困境时的不同选择和人生态度，其极致化的表达，也引起人们对女性话题的强烈关注与广泛争议。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滕丛丛，2024）剧照

《我的阿勒泰》（滕丛丛，2024）改编自李娟同名散文集，由滕丛丛执导，在央视热播后引发广泛关注，并入围戛纳电视节。该剧并非以紧张刺激的剧情取胜，而是通过独特的“治愈系”风格，展现了阿勒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精神，开创了国产电视剧的一种全新表达方式。其成功之处，并非在于对散文原文的简单戏剧化处理，更在于对“诗意”的全新诠释和对当代观众情感需求的精准把握。《我的阿勒泰》并非追求强情节和快节奏，而是以散文式的叙事风格，娓娓道来阿勒泰的故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展现人物情感和生活细节。这种“诗意”的营造，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源于对细节的提炼和对原著精神内核的精准把握，将李娟对大自然的细腻观察和对生活的达观态度融入剧集，实现了散文情怀与电视剧叙事的巧妙融合。

为适应现代观众的观看习惯，滕丛丛与制片人齐康决定将剧集的形式从电影转变为迷你剧，这一策略有效顺应了短时间、碎片化观看的潮流。剧集内容不仅浓缩，而且在情感传递上更为集中，迅速进入观众的视野。通过8集的迷你剧形式，剧集在短时间内打破话题与讨论的界限，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讨论，同时也推动了原著散文集的热销，实现文化的再传播。剧集自己独特的“诗意”是通过导演对于“慢”与“失去”元素的书写，点滴渗透，帧帧传递给观众的。李文秀父亲的缺席（以骨灰形式出现）、她与巴太之间最终的“缺憾式爱情”、巴太失去心爱之马，都并非简单的悲剧，而是对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失去”的坦然接受。这种“诗意”与都市观众在现代生活中所体验的焦虑和失落，产生深刻共鸣，并最终实现疗愈的目的。

《错位》（郭映嘉，2024）改编自推理小说大师松本清张的作品《交错的场景》，以一起复杂案件为切入点，通过丰富的人物关系和错综复杂的情节，深入探讨人性中的欲望、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从剧中人物的设定来看，顾己鸣（佟大为饰）作为核心反派，其复杂的心理与道德取向成为故事的一大亮点。作为一名追求成名的作家，顾己鸣在遭遇职业和情感压迫时表现出强烈的欲望和阴暗面。他努力追求名声与认可，反映了草根在成功求索过程中的艰辛与残酷，最终却因错位的选择而酿成悲剧。与此同时，剧情中的姜光明（马伊琍饰）和唐寻（王劲松饰）同样陷入多重情感纠葛与道德抉择。姜光明作为刑警，既要面对生活的重担，还要处理家庭带来的种种压力，她与丈夫的关系破裂揭示了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对立。唐寻则是个身处病痛中的知名作家，他对待生死的态度及其与张晴的关系，展现了人生选择的复杂性与悖论。剧中的女性角色同样值得关注。张晴和江娜的悲剧命运，似乎与她们在欲望与选择方面的受限息息相关。江娜作为顾己鸣的“工具”，被无情地利用后陷入更大的悲剧，而张晴在建立扭曲人际关系后被迫蒙受阴影。《错位》通过紧凑的剧情与复杂的角色描写，深刻探讨了个人选择与欲望对人生的影响。这部剧不仅是一场关于犯罪与追逐的故事，更是对人性本质的深思，让观众在看似简单的情节中感受生活的复杂与无常。

类似以探讨“人性”为切入口的还有另外一部作品，即改编自沈星星同名小说的《边水往事》（老算，2024）。该剧以虚构的热带异域“三边坡”为背景，讲述沈星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求生存、寻亲人的故事，其核心在于对“困境中坚守善念”这一主题的探讨，以及对“人性和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展现。《边水往事》并非对原著的简单复制，而是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改编，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主题和立意的升华。虽然故事背景依旧设定在充满暴力和罪恶的“三边坡”，但电视剧对原著素材进行了重新组织和解读，弱化了原著中一些过于残酷的细节，转而更注重对人物命运和复杂人性的刻画。

电视剧《边水往事》（老算，2024）剧照

该剧较为显著的创新点在于其对“世界观”的构建。导演并非简单地营造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奇幻世界，而是通过细致的设计，虚构出一个真实可信的架空环境——“三边坡”。剧组不仅创造一种独特的语言“勃磨语”，更对三边坡的地貌、气候、产业链等进行了细致的设定，力求展现一个具有完整生态的社会环境。这种对环境的精细刻画，并非为追求奇观化或猎奇性，而是为让故事中的种种冲突和人物命运更具有现实基础和说服力。三边坡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规则，也成为推动剧情发展、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因素。原著中“三边坡”更多是一个充满暴力和罪恶的场所，而电视剧则赋予其更丰富的意涵。“三边坡”既是充满危险和诱惑的“吃人社会”，也是一个充满希望和韧性的生存空间。剧中对三边坡地理环境的细致刻画，以及对不同人物命运的展现，使得“三边坡”这一意象更为立体和多维，也更能引发观众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此外，原著中更侧重于对“三边坡”残酷现实的描写，而电视剧则在保留原著现实主义风格的同时，加入对“希望”和“善念”的探讨。剧中沈星的经历，以及他与猜叔等人物之间的互动，都展现在充满黑暗和压力的环境中，坚守善念和希望的重要性。这种对主题的升华，使得《边水往事》超越了简单的“罪恶描写”，而上升到对人性、命运和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

因此，《边水往事》并非一部简单的冒险剧或悬疑剧，它在虚构的世界中探讨深刻的人性议题，并以其独特的“世界观”构建为国产剧IP改编与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古装剧的短剧化制作与突围

近年来，微短剧呈现出一种爆发式增长态势，“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报告，2021年，网络微短剧国内市场为36.8亿元；2022年，网络微短剧市场跃升为101.7亿元；2023年，网络微短剧市场已突破373.9亿元，2027年，网络微短剧的国内市场，预期有望接近1006.8亿元”^[6]。2024年，微短剧产业迎来了飞速发展的一年。在创作数量上，仅在广电总局登记且符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剧片发行许可的网络微短剧就达到602部、14430集，展现了微短剧创作的活跃与繁荣。从市场规模来看，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第一次超过电影票房规模，达到505亿元，彰显出微短剧市场强劲的发展力。

在微短剧的冲击下，不少古装剧开始借鉴“短剧化”的制作模式。《墨雨云间》（侣皓吉吉/白云默/马诗歌，2024）大量采用了短剧的快节奏、高密度的情节设置和酣畅淋漓的复仇叙事，通过快速节奏、密集反转的剧情，以及对复仇过程的酣畅淋漓的展现，满足观众的感官刺激。与此同时，剧集中薛芳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圣母”式大女主，她聪明果敢、目标明确，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种对“大女主”形象的颠覆性诠释，也引发观众对其性格和行为的争议与讨论。

《九重紫》（曾庆杰，2024）虽推出时机虽然并不算最佳，但其反响和口碑效果已经超出预期。在剧集的内容设计上，《九重紫》展现出较高的叙事效率。它巧妙地运用古装剧的“短剧特征”，让故事发展紧凑而不冗长。通过快速铺陈的情节和高密度的故事结构，避免了内娱古装剧中常见的注水和拖沓问题，观众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角色的背景和整个情节的走向。此外，导演曾庆杰在视听语言上的创新为《九重紫》赢得了重要加分，《九重紫》通过独特的镜头移动和氛围营造建立了一种唯美的视觉印象。剧中许多场景，例如杀鸡、老头下跪等，都通过精心的画面设计和光影效果，营造出独特的氛围，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虽然部分名场面存在“预制菜”嫌疑，但对于审美疲劳的观众而言，这种“新式预制菜”也成了一种吸引力，满足观众对美感的追求。这种对氛围感的营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装剧市场中“丑画风”的不足。

《永夜星河》（赵一龙，2024）以“穿书+系统流+捉妖”的全新设定，赋予故事更强的游戏性和互动性。该剧改编自小说《黑莲花攻略手册》，讲述现代少女凌妙妙穿进书中，成为恶毒女配角，并被系统绑定，需要完成击杀大妖和攻略反派慕声的任务的故事。凌妙妙的穿书经历，让她拥有改写既定命运的权力，这使得“命运”这一主题的探讨，不再是简单的宿命论，而是对个人意志与既定规则之间对抗的展现。凌妙妙并非被动地服从系统安排，而是利用系统规则，最终改写了故事的结局。剧方以“内娱第一部系统穿书电视剧”为卖点，与粉丝互动频繁，迅速提升了剧集的热度和关注度。

电视剧《与凤行》（邓科，2024）海报

《与凤行》（邓科，2024）通过对“无赖”式神仙形象的塑造，以及对神仙爱情中责任与选择的深度探讨，打破了传统仙侠剧中高冷禁欲的刻板印象，并以轻松幽默的风格增强作品的观赏性和吸引力。剧中行止这一角色的并非完美无缺的神明，而是一个有着缺点和瑕疵的“无赖”神仙。这种反差萌的设定，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具个性和魅力，也拉近作品与观众的距离。同时，剧集对神仙爱情的描写，也并非简单的“天雷勾地火”，而是展现了神仙在面对爱情与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以及他们在爱情中所经历的成长和蜕变。《柳舟记》以其“真假夫妻”和“剧本杀”式的剧情，以及“双A”人设的运用，为古装爱情剧注入新的活力。该剧讲述了仰山寨主柳眠棠与淮阳王崔行舟之间“先婚后爱”的故事，二人在经历身份错位、互相试探以及共同面对国难后，最终走到一起。不同于过往古装剧中男女主人公循序渐进的关系进程，《柳舟记》的男女主人公虽然并非一开始就彼此相爱，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试探和互动，逐渐揭开彼此的身份和内心，但却在开头就已经是夫妻。柳眠棠失忆后，将崔行舟错认成夫君“崔九”，并凭借自身能力在镇上开创事业；崔行舟则以“崔九”的身份与柳眠棠相处，并暗中帮助她化解危机。这种“剧本杀”式的剧情，不仅增加了故事的悬念和趣味性，也使人物关系的展现更具层次感。同时，男女主人公的“双A”人设（双强人设）也与以往古装剧中常见的“弱女子+强男子”的设定形成鲜明对比，提升了人物的魅力和独立性，使情感博弈更具张力。该剧并未将剧情重心放在宏大的家国天下或宫廷斗争上，而是将镜头聚焦于男女主角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流的叙事方式，通过书信往来、饮食起居、棋局对弈等细节，展现了两人从互相试探到彼此信任，最终走到一起的过程。细腻的情感表达，使得该剧更具温情和治愈感。

系列化制作是当前古装剧市场突围的一个重要模式。《庆余年》第二季的回归，为观众带来较高的期待与热情。这部剧在继承第一季的精髓基础上，通过更复杂的叙事结构、丰富的人物关系以及对人性的深入剖析，提升古装剧的创作品质，展现其在市场中的独特魅力。剧集以南庆国为背景，结合朝堂权谋、江湖纷争及个人情感，剧情充满层层叠叠的冲突与悬念。特别是主人公范闲（张若昀饰），在应对权力斗争和个人危机的同时，逐渐从一个被保护的角色蜕变为一个面对孤独无援的“孤臣”，让观众感受到他在无数次挫折中所追求的理想与信念。范闲与二皇子、庆帝等势力的斗争，是不同权力之间的博弈与人性的幽暗。他的成长并不单靠外力，而是在不断的失败与挫折中逐渐认识到自己所要追寻的公平正义。尤其是在面对老金父女的悲剧时，范闲不仅是个追求者，更成为为普通人争取公理的斗士。《庆余年》第二季的叙事依旧保持丰富的戏剧张力，剧情充分利用“借刀杀人”的策略，通过范闲的智慧在权力之上平衡各种关系，使剧集充满智斗的精彩。通过丰富的人物塑造与层次化的叙事手法，《庆余年》第二季深入挖掘人性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成功在古装剧市场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

电视剧《庆余年》第二季（孙皓，2024）海报

古装剧续集的创作，需要在延续前作优势的同时，重视口碑的积累和提升，并积极探索新的创作方向，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同为爆款剧的续集，《长相思》（秦榛/杨欢，2024）第二季却显然没能延续前作的传奇。《长相思》第一季凭借其“一女多男”的设定、细腻的情感描写以及演员的精彩演绎，成为爆款剧集。然而，第二季却遭遇了口碑崩盘，豆瓣评分跌至6.0分，主要原因在于剧情的魔改、人物设定的崩塌以及对“一女多男”模式的无效运用。在制作上，将剧集拆分为两季播出的做法，导致第二季剧情过于拖沓，缺乏有效的剧情推进。大量的篇幅用于重复渲染小夭与几位男性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而权谋线和人物成长线则被弱化，甚至沦为服务情感线的工具。这种“为虐而虐”的剧情走向，不仅没有增强作品的戏剧张力，反而使观众产生疲劳感，甚至觉得剧情走向“莫名其妙”。同时，第二季中，主要男性角色的人设也出现崩塌。玱玹的权谋策略幼稚化，涂山璟沦为只会哭泣的“小怨夫”，相柳的高光时刻被弱化，这些都与第一季中人物的塑造形成强烈反差，令观众难以接受。这种人物设定的崩塌，也直接导致了CP线的崩盘。第一季中，多元化的爱情模式和人物魅力，曾引发观众的热烈讨论和二创，而第二季中，人物关系的处理过于混乱和刻意，缺乏逻辑性和合理性，使得CP线失去了吸引力，观众也无法产生共鸣。

“一女多男”的设定曾是第一季成功的关键因素，它满足女性观众对多元化爱情的想象。然而，第二季中，这种设定并未得到有效运用。小夭在几位男性之间摇摆不定，却缺乏清晰的内心表达和自主选择，反而显得犹豫不决和被动。这种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不仅没有展现女性的独立和自主，反而使其沦为男性情感的附属品引发观众争议。此外，第二季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存在刻板印象，例如闺蜜的设定过于模式化，缺乏真实感。第一季中，小夭从失忆少女到回归王姬身份，经历了显著的成长和蜕变。然而，第二季中，小夭的人物成长线几乎停滞不前，她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追求，反而成为各种外部力量的工具。这种缺乏有效人物成长线的剧情安排，使故事失去了灵魂，也无法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长相思》第二季的失败，并非简单的“烂尾”，而是对第一季成功模式的无效复制和对创作理念的迷失。它忽视了剧情逻辑和人物塑造的重要性，过度依赖于情感纠葛和“一女多男”的设定，最终导致口碑和收视率的双双下滑。

结 语

2024年业已过去，但是，2024年中国电视剧在种种不确定中逆势生长，顽强地探索各种突围的路径，制作出的一系列温暖人心的精品之作却注定要写入历史。

耐人寻味的是，2024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以跨年制作《繁花》惊艳开篇，在年底却以其意想不到的番外篇画上圆满句号，可以说为这一年绚丽的创作图景做出了新的注脚。

参考文献：

[1]规划财务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公告公示 2023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EB/OL].(2024-05-08)[2025-01-09]
.https://www.nrta.gov.cn/art/2024/5/8/art_113_67383.html.

[2]电视剧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公告公示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2024年第四季度暨全年全国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情况的通告[EB/OL].(2025-01-08)[2025-01-09]
.https://www.nrta.gov.cn/art/2025/1/8/art_113_69963.html.

[3]范志忠.现实主义精神与中国主流电影的审美流变[ J ].当代电影,2012(04):79-84.

[4]李晶,郑雅文.空间叙事与家国记忆：新时代年代剧的三重空间建构研究[ J ].当代电视,2024(10):24-28.

[5]马小改,董柏昊.近年来我国现实主义电视剧的美学追求与情感表达[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4(04):75-77,125.

[6]范志忠.网络微短剧何以成为风口[ J ].人民论坛,2024(05):106-109.

来源 《电影评介》杂志2025年第5期

编辑 韦露

一审 李俊

二审 申云帆

三审 曾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