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丨陈恒：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读点世界史？

0次浏览发布时间：2025-06-08 06:32:00

【编者按】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不仅需要读懂“世界”，更需要重新思考“世界”。由此，世界史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在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陈恒看来，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重现过去，更在于为现实提供理解世界的坐标，为未来提供想象的空间。认知世界的方式很多，阅读世界史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以下是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世界”是物质的，也是观念的，物质世界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观念世界则是人类的永恒精神追求。正是在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交织中，“世界史”作为人们试图理解、解释外部事物的方式而诞生了。

广义的世界史是与人类伴随始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将司马迁的《史记》或希罗多德的《历史》视为单纯的区域史著作，不如将它们看作各自时代所能达成的“世界史”书写尝试。虽然作品的视野仍受限于作者所处时代的限制，但正是这些记载构成了人类对“他者”世界最早的认知，反映出古人努力突破自身经验边界、理解更广阔世界的愿望。只不过，这种愿望的表达方式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视角不同，定义就不同，在世界高度流动的今天，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可以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而且也可以说“人人都是世界史家”。那么，究竟什么是世界史？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读点世界史？我的演讲就此展开。

从不同角度看“世界史”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史”。可以按照时间线索，把世界史分为神话历史、全球史等不同模式；可以从社会思潮出发，把世界史分为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影响下的世界史；可以从不同学科介入角度看，有文明史观的、世界体系的、依附理论的、女性主义的、经济学的世界史；世界史亦可分为思辨的世界史、实证的世界史、比较的世界史，以及专题的世界史、教材的世界史、通识的世界史等。总之，世界史试图提供一种比其他狭义历史更全面的研究，共同目标就是整合所有时间和空间，阐述人类发展的整体历程，寄托某种理想。正是通过这些叙述，人类逐步建构起对时间与空间的延展、起源与奇迹的发生、发展与命运的轨迹等这类宏大命题的基本理解，从而在历史的镜像中看见自身的倒影。换言之，历史知识与历史观念本身始终处于流动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被重构与再诠释。历史不仅是记忆的容器，更是人类理解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工具。

这些色彩斑斓的世界史闪耀着人类的智慧，激发人们的想象。当然，其中一些世界史也存在诸多偏见，甚至傲慢。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时特别小心，始终心存怀疑态度与批判眼光。

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史的书写中，“西方中心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兴起的故事主线存在一个影响巨大的隐喻——西方发展方式就是世界发展唯一可能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很多奇谈怪论，其中不乏人种优越论、殖民扩张思想等。此类言论既不符合历史，也与现实格格不入，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批判。

相关的反思也一直在进行。除了西方思想界内部的反思，亚非拉学者也在反思。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非洲学者迪奥普认为，欧洲学者对非洲资料的科学兴趣本质上是分析性的，“他们往往从外部观察事物，常常不愿进行综合……或多或少带有偏见的微观分析，并不断将综合的阶段无限期地推迟……如果非洲人类学家也坚持用‘放大镜’来研究欧洲各人种，他也完全可以像他的欧洲同行对待非洲那样，任意地将各种面貌归类为不同的种族和亚种族，从而无休止地细分”。事实上，在哲学意义上、在长时段内，人类的智慧与贡献都是平等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空内贡献不同而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罢了。学者马凯硕认为，21世纪将标志着西方主导时代的终结，“西方目前犯下的重大战略错误，就是拒绝接受这一现实。西方需要学会如何在一个他们不再是头号霸主的世界中，采取战略性行动”。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世界史书写也在发生变化，各种“新史学”轮番登场，呈现出多面与多向的趋势。

世界史书写的转向

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罗列叠加，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主流叙事，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发展史，不是不包括自身的外国史，世界史必须是“站在月球上观察世界的立场，把我们这个行星看作一个整体”。就此而言，世界史是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是比较与互动的世界史。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世界史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研究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全部历史，当然更不意味着要同时研究它们。它所指的是一种明确在不同社会之间进行经验比较、研究不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或分析超越个别社会的大尺度历史模式与进程的历史研究。世界史探讨的是那些不囿于国家、政治、地理或文化边界线的历史进程，而这些进程却在跨区域、洲际、半球乃至全球范围内影响了人类事务。这些进程包括气候变化、生物传播、传染病与接触性疾病的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转移、跨文化贸易、思想与理念的传播，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展等。这些进程交织在一起，给世界历史留下了深远的印记。显然，要研究这些进程，传统上以民族国家和个别社会为分析单位的历史研究框架是难以胜任的。这些主题需要的是比较性的、跨文化的、系统性的分析方法。

在学术史与理论方法方面，美国历史学家曼宁的《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德国历史学家斯图蒂和福克斯的《1800-2000年间的世界史书写》、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的《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等，梳理了近代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世界史学术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构建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提供了借鉴。

在世界史书写实践方面，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体现在全球史方面，可谓异军突起、一枝独秀。如果说全球史早期代表性人物威廉·麦克尼尔、斯塔里夫阿诺斯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方面起着开拓的作用，那么美国的“加州学派”所强调的去中心化，则称得上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某种清算。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是这一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他认为“1750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最先进的地区相同”，造成“大分流”的原因不在于文化、制度或理性思维的“西方特质”，而在于两个关键外部因素：幸运的煤矿地理位置带来的优势和殖民地。“没有煤，也没有殖民地，这两者都不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而如果没有它们带来的资源约束的缓解，单靠其他欧洲的技术创新，也无法创造出一个有限土地不再成为持续人均增长障碍的新世界。”这种观点不仅挑战了“欧洲中心”的现代化叙述，也与沃勒斯坦、贝利、奥斯特哈默等人的全球史理论形成互补。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卜正民在《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中，从荷兰画家维米尔的几幅作品出发，运用“物的历史”，通过画中的日常物品，如一顶毛皮帽、一面镜子、一个瓷盘、一根烟斗等“无声之物”切入全球视野，追溯这些物品背后的贸易路径与全球联系，延展出一段17世纪全球日常生活和思想互联的历史。这是一部艺术性与历史性高度融合的全球史作品。

与此同时，亚非拉地区的历史学家在全球史研究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打破了长期以来由欧美学界主导的“西方中心”写作模式。比如非洲尼日利亚学者法洛拉被认为是当代非洲史研究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是全球史、帝国史、非洲知识体系构建领域的重要推动者。出生于印度的苏拉马尼亚姆所倡导的“连接的历史”则致力于打破“文明孤岛”与“欧洲中心”的历史书写范式。拉丁美洲思想家杜塞尔在《美洲的发明》一书中强烈批判欧洲中心史观，提出“边缘视角的世界史”的观念，等等。

除了上述极具个体性的学术专著外，还出现了一系列众多学者合著的大型世界史，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撰写国家对世界认知程度的高低与学术话语权的掌握程度。这种有组织的联合写作起源于阿克顿的“剑桥近代史”，并影响至今。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人类文明史》、法国的《文明通史》、德国的《普罗皮连世界历史》、日本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英国的《剑桥世界史》，以及德国和美国联合编写、由入江昭与奥斯特哈默主编、同时推出德文版和英文版的《世界史》，等等。这些宏大巨著都是当代世界史研究的力作，不仅可以让人获得世界史知识，而且通过比较阅读可以知道人们是如何塑造对“世界”认知的。可见，世界史的学术史是一个值得挖掘的领域。

面向大众的世界史

除了学术专业领域，面向大众的通识性世界史著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个领域亦出现不少优秀著作。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牛津世界史”就值得特别关注。近年来，世界史逐渐从“帝国”“民族国家”或“西方中心”的框架中挣脱出来，走向跨区域、跨学科、比较与互动的视角，以求找出有意义的、全球性的方法来审视人类发展的历史。我把这类世界史称为“新世界史”。

“新世界史”强调文化、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联系和互动，涉及民族、地方和进程，比较多地展现了“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全球史”与“世界史”有何不同？在我看来，全球史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强调不同国家之间文明交流、碰撞、融合和相互借鉴，是一种重要的解释世界的方法和路径。与集成式的世界史不同，全球史是跨学科的，可以从多维度了解不同国家的人眼里其他国家的形象。“新世界史”一方面从交流互鉴的角度看待世界，另一方面吸收了不同知识领域对世界史的洞察和理解，从而修正了一些陈规陋见。比如，已经出版的《世界历史上的东南亚》《世界历史上的印度洋》《世界历史上的中亚》等，其文体与体裁大体处于学术与通识之间，吸收最新的前沿成果，因而广受好评，特别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

在通识性世界史著作方面，中国历史学者也一直在努力。《世界五千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诞生以来，便以其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故事讲述，为广大青少年打开了一扇瞭望世界历史的窗口。今年年初首发的《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第一卷，是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成立的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中心”首个重点项目，共54册，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呈现出人类文明多元共生的壮丽图景。

作为该书的总主编，我曾经多次被问及：历经四十多年，为什么要重写《世界五千年》？在我看来，认知世界的方式很多，阅读世界史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希望让青少年知道，历史不仅有中国史，还有外国史；不仅有中国文化遗产，还有外国文化遗产；不仅有中国智慧，还有外国智慧……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世界的各个时空最终都会像舞台一样被“世界历史”照亮。开卷才知道世界很大很美很奇妙，有好奇心才会有未来，有知识积累才会有智慧探究，看到黑暗的一面才会知道光明来之不易，才会理性地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更智慧的世界。中国需要更多严肃学者以严谨的态度从事大众普及通识写作。

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重现过去，更在于为现实提供理解世界的坐标，为未来提供想象的空间。框架为我们打开视野，比较则教会我们尊重差异，拥有宏大的理想则会在奔赴未来的途中产生包容之心。世界史为我们提供一种理解自我、他人和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这种联系包含了对差异的欣赏。这正是世界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世界史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将是人类智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一旦发生就可以解释，但时代精神一直决定着历史书写的方式。今天的世界史需要新的书写。而作为普通人，也需要读点世界史，这样有助避免潜在偏见，更能形成正确认知，通过重新思考“世界”，共绘文明历史与未来的共同体图景。

【思想者小传】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史学史》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首席专家。入选中组部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任上海市社联副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副主任委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编委。著译《世界史与当代中国》《西方城市史学》《历史是什么》等。主编“光启文库”“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三联经典人文书库”“二十世纪人文译丛”等丛书。（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